Z是我小學和初中的同年級不同班的同學。初中畢業(yè)后她作為“知青”下放某農(nóng)場，我高中畢業(yè)后離家參加工作，從此天各一方。
改革開放的大潮把我們從不同的地方?jīng)_到了深圳。
九十年代初，我去八卦嶺某工廠檢查工作，得知Z打工的工廠也在同棟不同層的廠房，檢查結(jié)束后我便去找她，我們已經(jīng)很多年不見了。
門口的保安攔住了我，說上班時間工人不可以會見。我告訴保安我是Z的同學，我寫了個字條，將辦公室的電話號碼留下，讓保安轉(zhuǎn)交，讓Z有空來找我。
那個時候我們都不是“深圳人”，沒有戶口，沒有住房……
我因為有學歷、有職稱，幾年后費盡千辛萬苦辦理了工作調(diào)動，拿到了深圳戶口。
而Z夫婦因為學歷低，年齡越來越大，很難落戶深圳。
現(xiàn)在常見到這句話“來了就是深圳人”，我以為“深圳人”并沒有那么容易當，為了這個“深圳人”Z一家的經(jīng)歷可謂步步艱難。
九十年代初，Z在內(nèi)地的國企單位受改革大潮的沖擊，大量職工紛紛下崗。
Z的丈夫被集體“招”來在深圳一家電子廠打工，二年后Z將孩子托付給老人也來到深圳。
Z需要找工作，此階段無處落腳，丈夫微薄的薪水不足以在外租房(那時房源極少，租房子也是難上難的)。無奈之下暫時擠住在丈夫的集體宿舍。
丈夫的宿舍有三個人，他們都是來自內(nèi)地同一家原單位，彼此很熟悉。
Z和丈夫用布單將單人床圍了起來，晚上兩個人就蝸居在那里。
一天兩天湊合大家忍忍還可以，時間長了，同宿舍的另外兩個人就受不了了，深圳天氣炎熱，本來晚上睡覺穿短褲打赤膊就行，現(xiàn)在男女共處一間不大的宿舍，必須穿衣穿褲，實在太不方便了。
Z找到工作后搬到廠里宿舍住，夫妻同在一個城市，過著分居的生活。
不久，丈夫失業(yè)了。
Z在工廠里值班看門兼保潔，薪水很低，只能維持兩人的生活費，還要省下錢來寄回去養(yǎng)孩子。廠里女工宿舍不可能讓丈夫去住，Z就天天晚班、夜班一個人上。丈夫白天出去找工作，等Z工廠的工人下班后就來到工廠與Z一起值班。晚上在樓梯拐彎的地板上鋪上紙殼板，再鋪上一個軍大衣，就這樣合衣而睡。Z下班后回宿舍睡覺，丈夫又出去找工作。
丈夫在一家小修理廠找到工作。修理廠不提供宿舍，晚上就去停在廠里的車上睡覺，早上必須很早起來，不能讓老板知道。
沒有車上可睡的夜晚，夫妻兩人就在旁邊一間廢棄待拆的棚子里打地鋪。棚子沒有頂，躺在地上抬頭看天看星星。一日睡到半夜被雨水淋醒，慌忙抱起被子跑進修理廠。修理廠的地上無處打地鋪，兩人只好坐等天明。
Z丈夫終于找到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夫妻在城中村租了一間房子，生活暫時才算安定下來。
2001年，梅林關外有小產(chǎn)權(quán)房出售，三房兩廳十三萬多一套。Z夫妻攢了六萬多元，向我借了七萬多買了一套房，兒子大學畢業(yè)也來到了深圳，一家人總算在深圳安家了。我曾經(jīng)跟Z開玩笑：你買房子，我出大頭。
Z兒子有了深圳戶口，幾年后Z夫妻想辦理投靠子女隨遷落戶深圳，彼時Z55歲，丈夫57歲。按照深圳當時的落戶政策，必須女方滿55歲，男方滿60歲以上才能辦理，而且必須夫妻同時辦理。
考慮政策的不確定性，Z與丈夫辦理了離婚手續(xù)，這樣Z就可以單獨申請辦理隨遷入戶深圳。
離婚手續(xù)辦妥了，入戶的政策又變了，改積分入戶了。Z社保的年限、學歷等所有的積分加起來還差一點。
沒有其他辦法，Z發(fā)現(xiàn)了獻血可以加分，于是又去獻血。完成兩次獻血后，積分終于達標了。
Z向公安部門提交了申請，經(jīng)過N個工作日，有了答復：小產(chǎn)權(quán)房不能落戶。
為了入戶深圳，夫妻想去買一套小公寓，怎奈深圳高昂的房價打破了他們的幻想。
……
入戶政策又變化了，可以掛靠有“產(chǎn)權(quán)”房子的人入戶。
此時Z夫妻年齡都超過六十歲了，可以同時申請了。可是在深圳又有誰讓她們掛靠呢？
Z找到了我，Z雖然認識很多有戶口有窮產(chǎn)的人，但除了我她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找。
我出具了各種證明擔保同意，他們一家五口人(此時兒子都結(jié)婚有了孫子)掛靠在我的戶口本上落了戶。
Z拿到深圳的身份證后與丈夫辦理了復婚手續(x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