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1949-1954年12月間，先后有知識分子1424人從海外回國，廣大海外留學生沖破西方各國政府的重重阻力，放棄在海外優(yōu)裕的生活及學術條件，毅然回國，為祖國的經(jīng)濟、文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科研事業(yè)和國防事業(yè)領域，1955年中國科學院公布的233個學部委員中，留學出身者共188人，而其中大半為留學美國畢業(yè)生，其中僅清華留美學生就有周培源、梁思成、

湯用彤、楊石先等29人。他們中的一大批人在愛國主義激勵下紛紛放棄學術生命轉入國防建設領域。在我國原子能及核工業(yè)創(chuàng)建初期，從回國留學生中抽調300多人參加原子能工作或轉入有關專業(yè)學習，形成了原子彈大軍中隱秘的“留學兵團”。其中著名的有程開甲（愛丁堡大學研究員、1951年回國）、郭永懷（加州工學院物理博士、1955年回國）等等。他們用自己的辛勤工作為中華民族鑄造了捍衛(wèi)國家安全的“共和國之劍”。

在教育領域，從海外回國的知識分子中有一大批人在國內(nèi)各高等院校任教。1956年11月北京大學校刊96期報道，本學期開學以來共有從美國回來的數(shù)學博士廖山濤、力學博士黃鐵寶和植物生理學碩上梅鎮(zhèn)安、地形學博士黎啟剛、生物化學碩士李瓊華以及從法國回來的文學碩士劉自強和從英國回來的圖書館學碩上關懿嫻等7位教師沖破種種阻撓歸國到北大工作。在建國后的幾十年中，從海外歸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成為了各領域的學科帶頭人。其中我國高校的一些著名教授，如鄭集（生物）、馮家一（民族史）、龔普生（外交）、程民德（數(shù)學）、方宗熙（生物）等都是在1949-1955年間回國的。在教育理論領域，據(jù)統(tǒng)計，至1955年11月，在全國23所師范學院中任教的教育學、心理學教師，單是留學美國的就有119人（其中取得美國博上學位的25人、碩士學位的46人），還有留學英、法、德、日的，其中大多數(shù)人是在建國初期回國任教的。

美國學者斯圖爾德?弗雷澤在《中國的國際文化和教育關系》中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等學府中有不少是受過西方高等教育的。加上建國初期大量任用一批從美國回歸的高級專家，這就使20世紀50年代蘇聯(lián)教育幾乎壟斷了中國的所有對外教育關系時，中國教育與西方國家的關系并沒有完全斷絕。建國初期，在教育部中有一大批具有國外學術背景的學者長期擔任各類重要職務。例如1926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建國后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高等教育部副部長，1957年對中國學制問題提出重要建議的曾昭倫；1928年哥倫比亞心理學博士，1949年后任教育部視導司、師范教育司副司長的陳達善；1939年獲美科羅拉多州大學博士，1949年后任燕京大學教務長、教育部社教司司長、副部長的林漢達等等。這些身居高位、對建國初期教育政策多有籌措的教育家與星羅棋布于各高等院校的一大批歸國留學生一起，共同形成了我國在全面學習蘇聯(lián)教育經(jīng)驗熱潮時惟一能對其進行理智批判并提出科學建議的力量。他們對于當時教育事業(yè)的恢復發(fā)展，對于我國教育學理論的中國化歷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雖然在以后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他們大多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20世紀70年代后期，當中國再次向美國打開大門時，他們憑借在美國的學術淵源和師承關系又成為中美雙方進行教育、文化交流的最好的聯(lián)系紐帶和溝通渠道。1973年1月新中國科學家首次對美國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進行訪問，代表團成員中不少人就是50年代的歸國留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