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房、買車、社保、就醫(yī)、小孩入學、高考中考考試選擇權、對城市的認同感等等。

在北上廣深，有時候似乎感覺，戶口，竟然意味著一切。

這就是我國的戶籍制度造成的問題了。且不說北上廣，就單純地分城鎮(zhèn)戶口和農村戶口看，城鎮(zhèn)戶口究竟比農村戶口多了什么？

轉載一段報紙:

戶籍制度的背后是怎樣的利益差別？

主持人：本報記者劉福興譚歡

嘉賓：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系副教授王太元

《財經》雜志記者任波

戶籍制度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差別

主持人：城市，特別是像北京、上海這樣的超級大城市的戶籍吸引力最重要的是它背后的利益，比如就業(yè)、補貼、社會保障等，政府可不可以對所有新增人口不再承擔這些，而完全采取市場化的個人就業(yè)模式和個人收繳社會保障金的辦法放開戶籍。

王太元：如果戶籍背后這最關鍵的幾項都不存在了，那么戶籍的含金量也就微乎其微了。設想政府出臺一個左邊法律右邊，任何想到城市來的人簽一個條約，國家不承擔任何東西，我估計戶口的吸引力一下子會下降三分之二。但在操作上來看，尚不具備實施的可行性，因為一個戶籍問題涉及很多經濟、社會問題。至少目前北京市政府不能這樣，有些問題是目前回避不了的，比如在登記失業(yè)率的時候，失業(yè)率的增加是政府難以承受的，再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流動人口的就業(yè)競爭力要優(yōu)于當地失業(yè)人群，如果把這兩類人放到一起平等競爭，那失業(yè)人群就更慘了。如果我是領導，我也會先考慮現有人口的就業(yè)問題，把外來人口問題先向后拖一拖。

主持人：但這種附著在戶口上的利益差別構成了我們國家這種二元戶籍結構，并在事實上是造成了城鄉(xiāng)之間的不平等，戶籍變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

王太元：是這樣，城鄉(xiāng)差別的確是有的，而且不僅是城鄉(xiāng)這兩者的差別，比如1988年有一個統(tǒng)計，整個上海市從郊區(qū)的農民到市中心的市民可分為八個等級，每一個等級平均差50塊錢左右的補貼，就是說市中心的市民如果每年享受400塊錢補貼，郊區(qū)農民一分錢也沒有。這是直接補貼，如果算上間接補貼就更多了。一直以來對這種現象批評很多，認為工人和農民兩階層所享受的經濟文化待遇截然不同。這是事實，但這又是現階段難以避免的，國家想不承認也不行。再就是教育不平等，最大問題是錄取制，全國統(tǒng)一出題，統(tǒng)一錄取，但現實情況則恰恰相反，這也是不公平。現在，很多人想方設法把戶口轉入大城市，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子女教育問題。

任波：現行戶籍制度關聯不同層次的利益主體，對誰的好處大一點？

王太元：首先是公務人員，與公職、公務相關的單位的人，其次是本地居民，再次是外地進來的盡管沒有戶口，但是工作找到了，錢也掙到了的人。至今，這個層次還是存在，但是我們現在政策的目的是逐漸把這個層次抹平，逐漸平衡起來，把戶籍制度利益差逐漸縮小。

短缺經濟沒有結束

主持人：這種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已經成為人們批評的焦點，有沒有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這一矛盾？

王太元：要搞清楚現行戶籍制度并探討改革我想應該有三個前提，第一、對現狀的準確把握，即今天這種局面究竟是怎樣形成的？第二、未來應該努力的方向是什么？第三、未來所采取的改革方案的可行性有多大？

我的看法是，現行的戶籍制度是中國短缺經濟和計劃經濟作用的結果。短缺經濟是第一大原因，在短缺經濟時期，中國走的是高就業(yè)、低工資、低福利的路，高就業(yè)是第一大前提，城市的錢就這么多，首先解決現有城市人口的問題，然后再考慮外來人口的問題。我國最早對人口遷徙的控制始于1953年7月份，中央政務院發(fā)布《關于制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緊急通知》，沿用至今的“盲流”一詞就是那時提出來的。

第二是計劃經濟，從1955年開始，我們實行是統(tǒng)購統(tǒng)銷，這是我們整個計劃經濟的基石，工業(yè)產品和90％的農業(yè)產品由政府收購，然后再在城鄉(xiāng)之間調劑，這里面是政府當商人，物價由政府根據需要制訂，依據是既保障城市人口生活穩(wěn)步增長，又保證農民生活穩(wěn)步增長。

第三是在特定的時期，很多事情一旦經濟上沒有辦法解決，就用政治手段來解決。比如說從五十年代開始到六十年代的上山下鄉(xiāng)高潮，當時以為農村有資源，知青下鄉(xiāng)又可以接受再教育，就把知青趕到農村，但是實際上，農村的資源也匱乏，農民也不歡迎。

改革開放以后，經過十五年左右的發(fā)展，經濟從短缺變成了過剩，計劃經濟不搞了。但是，上述問題是不是完全不存在了？沒有。比如短缺經濟，我們看到的產品過剩，是不是完全徹底地過剩呢？遠遠沒有。比如說教育資源過剩了嗎？小孩擇校讀書為什么要收高價？事實上，短缺經濟在很多領域，尤其是在國民經濟再分配領域還特別明顯。所以，短缺經濟并沒有完全過去，只是在一部分領域短缺，在一部分領域過剩而已。這時，這種短缺還要由政府補貼，不管是明補、暗補，還是微觀補或宏觀補，反正都在補。這就是說短缺經濟并沒有過去，補貼并沒有結束。在這個情況下要取消戶口的限制是不現實的，因為經濟上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不平等是不平等，這個不平等是歷史造成的。所以現在有專家說中國城市現行戶籍制度廢止一定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個是國家完全取消對城市和城市居民的補貼，第二個是要實現不同區(qū)域的均衡發(fā)展。

任波：那么是不是現在存在的這些問題，都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王太元：未必。有些地方解決了，有些地方沒有解決。當然，這里面有各地政府各自考慮問題不一樣、情況不一樣的原因；同時，有些領導開放一些，而有些領導確實保守一些。從管理部門來看，應當說現在公安部對戶籍制度的改革方向是明確的，主要采用經濟手段，這也是世界上比較通行的做法。這個經濟手段的運作方式，第一是就業(yè)，第二是住房，第三是教育。有人就提出過，把這三個指標規(guī)劃起來，按照一定標準給予辦理城市戶口，以北京為例，比如連續(xù)若干年在一個城市擁有固定工作、穩(wěn)定收入的人或者如果自己有錢，進城后買了房的人，就可以考慮解決戶口問題；相反，如果一點錢都沒有，希望憑借戶口的辦法解決小孩的上學，配偶的就業(yè)，解決自己的住房，那事情就麻煩了，北京市解決不了，那都得要錢。

《中國經營報》